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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智慧 - 道沖不盈首頁
第三十講 訪談錄之三
2018-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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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具體實例分析社會問題

    一、以具體實例分析社會問題

    1、有些人認為中國的發展是因為外國的技術,中國人是站在外國人的肩膀上發展起來的,您怎么看?

    答:既要自強自立,又要善于向外國學習,這是正確的發展途徑。中國也的確引進了很多外國技術,為自身的成長帶來助益。但是,任何國家僅依賴外國的技術和幫助,是不可能真正發展起來的。所以這種觀點是不對的,沒有哪個事物的發展是僅依靠部分外因而成功的。

    如果中國進口外國的設備可以發展起來,那還有好多發展中國家,他們都可以進口外國的設備,沒有誰限制他們,巴西、阿根廷、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他們都可以借助外國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科學文化來謀求高效的發展,但為什么他們卻發展不起來?而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僅用了三十年的時間就能發展起來呢?

    因為是毛澤東及老一輩革命家給我們留下了最寶貴、最重要的遺產,即“人民當家作主”、“走向共同富?!钡墓伯a主義信念,還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中國精神,使新中國于全民所有制時期建立了相對獨立的農業、工業、教育、醫療衛生、商貿、科技和國防軍事等體系,有各行各業相對成熟且技術全面的大批技師、工作人員及科技隊伍,還有全國的民眾在為建設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斗。

    正是由于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十年里,幾代人有了共同目標且共同努力,中國人才能在打倒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社會制度和舊思想體系的情況下,不畏艱難困苦、忍辱負重地謀求各行各業的全面發展,以此來維護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直至今天。

    中國從目前的整體趨勢來看是發展的。然而,在國外還有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同樣有跟中國相似的發展機遇,但很多國家沒有發展起來。為什么發展不起來?就是不能形成相對穩定、統一的社會意識形態。例如印度與中國同是發展中的國家,印度于1948年就獨立了,而且是資本主義國家,它當時的條件遠比中國好,卻沒能發展成像中國這樣。

    中國之所以能夠這樣發展,有一個潛在的因素和社會人文背景,就是中國的民俗哲學起了相當的作用。其一,中國有自上古流傳至今的智慧教育文化;其二,中國的文字是統一的,中國的民俗哲學的生活辯證法是無處不在的;其三,中國的智慧文化本身體現在民俗哲學中,有自然的教化能力,不依賴宗教,能夠摒除對迷信宗教的信仰,這是很關鍵的,所以中國能夠慶幸地發展至今。因此中國近幾千年來,由治到亂,由亂到治,雖然不斷興衰更迭,但有形成相對穩定、統一的社會意識形態的基礎。

    不過就目前的社會現實來看,由于社會上已經出現了多種意識形態并存的混亂狀態,也由于各類媒體刻意宣傳個性化的美其名曰“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而實則無原則放縱的表達,所以世人在接受了這些彰顯個性的社會教育后,于生活中也會以彰顯個性、自私自利、固守主觀觀念的方式來為人處世,這樣就會導致矛盾沖突與疑難問題變得越來越多、越來越繁雜。

    為什么會這樣?因為社會意識形態的多頭異變會演繹出錯亂混雜的社會關系,所以社會上才會出現那么多道德淪喪的現象,而這也同時催生了危及江山社稷的各種錯綜復雜的因素。比如,暴力案件與恐怖活動較以前明顯增多,貪官污吏、買官賣官、受賄索賄、據法利己、竊法養私等腐敗墮落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

    只要各級政府和各職能管理部門的官吏于工作中體現出官僚主義、特權思想,可以想象得到,民主集中制原則是無法得到保證的。而中央對下面的各級政府和各職能管理部門缺乏行之有效的監管機制,也就等于架空了統籌規劃的具體內容,無法做到宏觀調控與微觀指導,這樣必然催生貪腐犯罪現象。

    無論哪個國家,只要最高政府對下面的各級政府、各職能管理部門沒有形成行之有效的監管機制,那么各級政府和各職能管理部門的官吏必然會形成對上阿諛奉承、對下欺蒙瞞騙的工作習氣和唯我獨尊的特權思想。而這樣的社會現實,很容易造成民怨。所以官僚作風和特權思想是妨礙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最大問題之所在。

    看看現在的現實情況,社會管理者,尤其是基層的官吏,在行使管理職權的時候,往往是不作為、過度作為、濫作為的,對己寬松放任,對民眾則依勢欺壓。比如,有些官吏的家人、親戚就是依仗其勢經商,而且少收稅、免罰款;有些地方的檢察長、法院的庭長和律師,通過行賄受賄的方式關聯辦案,關系網小的或與之沒有關系的商販與民眾,若遇到了有利有理的事件,打官司也常會落得吃虧不討好的結果……凡此種種,造成很多不公平的社會現象。

    各級(各地方)政府與各職能管理部門的主管若做不到秉公執法,那么于工作生活中應對和處理各種事情時,就會按照個人主觀的參照標準來衡量,這樣就出現了官官相護、維護特權利益——照顧親戚朋友、同事同學、上下級關系等現象,通過營私舞弊、權錢交易、欺上瞞下、曲解政策、打招呼、寫條子、明講暗示、模糊處理、暗箱操作、私下授權等方式來經營自己的利益鏈和幫派體系。這類現象所反映的實質,就屬于不作為、過度作為、濫作為的瀆職犯罪行為。即使其處在瀆職的狀態下執法,也會因缺乏有效的監管而彰顯出超越法律法規的特權地位。

    這些現象的泛濫,必然會誤導民眾錯解法治觀,會讓民眾對各級政府的管理職責權限以及專政的對象等產生懷疑。在政府機構和各職能管理部門里,由這樣的一些人把持領導崗位或做管理者,怎么可能擔當得起保護民眾的作用?怎么可能起到為人民服務的作用?這樣損人利己的官僚與權貴怎么可能是社會民眾的公仆?

    2、能舉例說明一下嗎?

    答:比如,稅務局的人拿了潛規則的好處費,就放任國有企業、鄉鎮企業與私營者逃稅、漏稅;警察因非重大民事案件無利可圖,就借故放任小偷小盜猖獗而無動于衷。

    很多人家經常丟自行車。為什么會這樣?交通警察、派出所警察的工作性質,本來是為人民服務的公仆,一旦將這種性質的工作跟經濟創收掛鉤,他們能夠禁得住利益的誘惑嗎?因此,當上級領導布置了創收的任務指標時,在沒有形成有效監督的情況下,就會于不知不覺間形成注重創收的工作習氣,轉而將為民服務的工作性質異化成為自己增加收益的特權行為了。所以很多警察遇到能夠罰款創收的事件時,就積極地出警;若遇到不能因此獲得經濟收益的事件,就借故推脫而不出警;即使是勉強出了警,也用極不負責任的方式讓事件的雙方去商量達成和解的條件……這些現象,都是在不作為、過度作為、濫作為的情況下產生的。

    因此誰還會信任這樣的"人民公仆"?在各級地方政府和各職能管理部門里,出現類似情況并不足為奇。以這樣的“特權”姿態來履行政府和各具體管理部門的職責,還能代表人民的政權嗎?他們這種利益至上的工作作風,已經把民眾的是非觀、價值觀、利益觀等都搞模糊了。同時也因此模糊了民眾對政府的認識和信念,哪還找得出相信政府的理由來?

    所以現在的民眾不信任政府,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基層的官吏們,除了為自己、為自家、為親戚朋友牟私利之外,極少做為民服務的事,更不要講為民造福了。

    像自行車丟了沒有人管,你報了案,警察只做個登記就完了,車丟了很難給你找回來。如果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自行車丟了,去報個案,沒過幾天,警察就會把自行車給你找回來;錢被小偷偷了,去報個案,說不定小偷被捉到了,被偷的錢就給你追回來了?,F在破案的手段越來越多了,硬件設施也越來越完備了,但老百姓感覺破案卻困難多了,很多應該處理的情況不給處理。這就是因不作為而犯了瀆職罪。

    還有法院。庭長判案子和律師溝通好了,吃了原告吃被告。管交通事故的,出現了交通事故,吃了死人還吃活人的賄賂。我媽媽和姐姐在1994年9月底的一場車禍中去世,肇事者是酒后駕駛。為了獲得正當、合理的賠償,我們作為受害者一方,也因暗示而給了他們好處費。從處理這起車禍的結果來看,肇事者并沒承擔酒駕至死的相應責任,這其中難道還會缺少賄賂的環節嗎?他們因此發了不義之財。

    3、我生活在國外,這樣還趕不上我們那里的警察。我兒子的公寓被盜,值錢的東西都被偷走了。報了案,當時也沒報多大期望??墒菐讉€月后,那個賊被逮到了。警察就通知我兒子把丟的東西領回去。如果您所講的是普遍現象,那說明了什么問題?

    答:被盜在現實的中國是比較普遍的一種現象。從2000年~2010年這個十年中,實質上,我們國家的“末梢神經系統”已經出現了較大面積的損傷,也就是從上到下的各級政府和各職能管理部門,大都形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工作習氣。

    比如,罰款本來只是各職能管理部門的一種管理手段,但是很多基層的官吏卻將其當作完成上級規定的績效指標的工作任務。這樣便于不知不覺間養成了不作為、過度作為、濫作為的工作習氣,因此導致官僚作風盛行,滋生了特別嚴重的特權思想。

    20世紀90年代,我有個朋友28歲就提了副處,當上了團區委副書記。之后,由于團區委書記調走了,我這個朋友以副代正干了一年半,在團市委組織的各項活動中,他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按常理在換屆時應該享有優先扶正的機會。但是,團區委還有另一個副書記,曾經是我這個朋友從區公安分局提拔起來的,他也想要這個團區委書記的位置。而他提前半年就在團區委辦公室公開說:這次換屆某某肯定走人。意思是說:本應以副代正者走人,他上。

    他怎么會如此膽大妄為?因為我這個朋友不知道,他的親叔叔就是該區的區委書記。而他正是仰仗了有“特權”的這個后臺才敢這樣說,也正是因為有了親叔叔——區委書記這個背景,團區委書記一職的位置才會早早被內定。

    這個真實的事例說明了什么問題?說明中國的官僚作風與特權思想,早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就已經破壞到黨和政府的“肌體”——末梢神經系統了。這也就是說,在黨和政府內,某些領導干部早就不將心思花在為人民服務上面了,不再任人唯賢了,而是任人唯親,利用特權為己牟私,為自己的親戚朋友——裙帶關系牟利益。

    最后,還是該區委書記的親侄子當上了團區委書記,我的這個朋友被他排擠走了。

    20世紀80年代是走后門成風,到了90年代是官僚作風與特權思想四處蔓延的發展時期。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后期,還不敢明目張膽地買官賣官,那么到了2000年以后,買官賣官的現象已經成為仕途升遷的公開秘密(潛規則)了。

    聽有位朋友講,在他家鄉的國企,若想在車間里當一個班長,得送上面領導5000元錢;想當工段長,至少要花2萬元。你不送,這個官就當不上。錢不夠,想要的“官”就買不下來。這是好幾年前的事了。買官賣官、買賣崗位,國企普遍存在這樣的私下交易的現象。

    別說在國企里想當個班組長需要花錢買,就是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我們廠里有人想出國做勞工賺外匯,都要走后門,得給廠長送五千元才能成行。

    這些腐敗現象,完全與社會發展規律的七個屬性特征——“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這七個“善”的要求相左。

    待續!

    注:本文摘自劉戰魁先生著《道德經全解》第四卷,二零一四年五月版。有著者授權,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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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簡介


博士,獨立出版人。主持出版東方智慧學者劉戰魁先生著述近千萬字的《東方智慧文化叢書》共四部,三十余卷:第一部《道德經全解》(暫定十五卷),第二部《薄伽梵歌全解》(四卷),第三部《金剛經全解》(兩卷),第四部《智慧書》(六卷)——《生命的真義》,《心靈的凈化》,《生活的智慧》,《棒喝與禪》,《健身之路》,《養生精義》及啟智門徑系列-《薄伽梵歌精析》、《道德經精析》、《身心健康的奧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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